中国传统文化讲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个人修身的道理与持家的道理是相通的，持家的道理与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也是相通的。把家庭关系处理得非常和睦的人一定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人，一个勤政爱民、廉洁奉公的官员，他的家风也一定是很正的。可以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伟大理想，这个理想在范仲淹身上很圆满地体现了出来。范仲淹治国、平天下的伟大业绩和精神，学者已经讨论的很多了。本文重点探讨范仲淹的治家和家风。
    范仲淹家风正，表现在他能够带头践行孝、俭、廉等美德，对子弟要求严格，乐善好施，厚待族人。《宋史》对范仲淹的评价是：“仲淹内刚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时方贫，其后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义庄里中，以瞻族人。泛爱乐善，士多出其门下，虽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1）富弼对范仲淹的评价是：“公天性喜施与，人有急必济之，不计家用有无。既显，门中如贫贱时，家人不识富贵之乐。每抚边，赐金银甚多，而悉以遗将佐。在杭，尽以余俸买田于苏州，号义庄，以聚疏属。”（2）范氏家风正，根本原因在于范仲淹个人品德修养高，对自己要求严格，为家人做出好榜样。
范仲淹为政清廉，这与其安贫、节俭的家风是分不开的。这方面的记载有很多，“公既贵，常以俭约率家人，且戒诸子日：‘吾贫时，与汝母养吾亲。汝母躬执爨，而吾亲甘旨未尝充也。今而得厚禄，欲以养亲，而亲不在矣。汝母又已早世。吾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贵之乐也!’”（3）“公子纯仁娶妇将归，或传妇以罗为帷幔，公闻之不悦曰：‘罗绮岂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俭，安得乱吾家法?敢持归吾家，当火于庭。’”在家书中也不忘谆谆教导家人“各宜节俭”（5），“虽清贫，但身安为重。家间苦淡，士之常也，省去冗口可矣。”（6）只有生活节俭，才能为官清廉。
    范氏一门好仁义、轻富贵、乐善好施。史料记载：“公自政府出，归焚黄，搜外库，惟有绢三千匹，令掌吏录亲戚及闾里知旧，自大及小，散之皆尽，曰：‘宗族乡党，见我生长，幼学壮仕，为我助喜，我何以报之哉?’”（7）“仲淹待诸吏，必使畏法而爱己，所得赐赉，皆以上意分赐诸将，使自为谢。”（8）“公遣子尧夫到姑苏搬麦五百斛。尧夫时尚少。既还，舟次丹阳，见石曼卿，问：‘寄此久，何如?’曼卿曰：月矣。三丧在浅土，欲葬之而北归，无可谋者。’尧夫以所载舟麦付之，单骑自长芦捷径而归。到家，拜起侍立，久之。文正曰：‘东吴见故旧乎?’曰：‘曼卿为三丧未举，留滞丹阳，时无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麦舟与之?’尧夫曰：付之矣。’”（9）范纯仁在外面不用请示范仲淹，就敢于捐出财物帮助别人，说明范仲淹平日言传身教，轻财好施已经成了家人的习惯。由于范仲淹不蓄私财，以至于“身殁之后，诸子家贫无归，日借官屋以居，仅蔽风雨。”（10）
    范氏好家风还表现在严格要求子弟及家人。范仲淹年轻时勤学苦读，“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11）青年只有勤学才能成才，才能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范仲淹是这样做的，也要求自的子弟这样做。他在家书中谆谆教导侄子：“二郎、三郎，并勤修学，日立功课。彼中儿男切须令苦学，勿使因循，须候有事业成人，方与恩泽文字”，（12）“三郎不得慢易，勤学勤学!”（13）在给朱氏三哥的家书中，范仲淹劝三哥“且温习文字，清心洁行以自树立”，“惟勤学奉公，勿忧前路。”（14）范仲淹还教育家人遵守法律，做官要清廉，他在家书中说：“自家置少义田，不可却令漏税”，（15）“汝等但小心，有乡曲之誉，可以理民，可以守廉者，方敢奏荐”，“莫纵乡亲来部下兴贩，自家且一向清心做官，莫营私利。汝看老叔自来如何，还曾营私否?自家好家门，各为好事，以光祖宗”，（16）“居官临满，直须小心廉洁，稍有点污，则晚年饥寒可忧也。”（17）范仲淹不仅自己清廉，为家人做出榜样，还教导子弟廉洁奉公，不要做官商勾结营私的事。
    范氏家风还表现在厚待族人。苏州范氏与范仲淹关系疏远，并且对范仲淹没有养育之恩，但范仲淹做官后依然厚待苏州族人。正如南宋人楼钥所说：“文正公奋身孤藐，未尝赖宗人毫发之力。既达，则阖族受解衣推食之恩。”（18）钱公辅在《义田记》中称赞范仲淹“平生好施与，择其亲而贫、疏而贤者，咸施之。方贵显时，于其里中买负郭常稔之田千亩，号曰义田，以养济群族。族之人日有食，岁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赡。”（19）对此范仲淹有自己的说法：“吾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苟祖宗之意无亲疏，则饥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宗来，积德百余年，而始发于吾，得至大官。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今何颜入家庙乎?”（20）范仲淹对自己的妻子、儿女要求很严，生活节俭，对族人却非常慷慨。范仲淹不但厚待范氏族人，也不忘对自己有养育之恩的朱氏族人，“公以朱氏长育有恩，常思厚报之。及贵，用南郊所加恩，乞赠朱氏父太常博士，暨朱氏诸兄弟，皆公为葬之，岁别为飨祭。朱氏子弟以公荫得补官者三人。”（21）
    钱公辅对范仲淹置义田以赡养宗族的行为大为赞赏，因为能这样做的士大夫并不多，“世之都三公位，享万钟禄，其邸第之雄，舆马之盛，声色之侈，妻孥之富，止乎一己，而族之人弗得其门而入者，岂少哉?”“其下为卿，为大夫，为士，而廪稍之充，奉养之厚，足乎一己，而族之人操壶瓢为沟中瘠者，又岂少哉?”钱公辅认为范仲淹赡养族人的义举甚至超过了春秋时期的贤人晏子，“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晏子为近之。今观文正公之义，其与晏子比肩矣。然晏子之仁止于生前，而文正公之义垂于身后。”钱公辅认为范仲淹“忠义满朝廷，事业满边陲，功名满天下”，（22）而兴办义田赡养宗族的义举一点也不亚于其政治上的功业。
    范仲淹为何会有这么好的家风呢?主要原因在于范仲淹刻苦钻研儒家经典，接受了儒家价值观，真正实践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伟大理想。欧阳修在范公《神道碑铭并序》中高度评价范仲淹：“入学舍，扫一室，昼夜讲诵，其起居饮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经之旨，为文章论说必本于仁义”，“公少有大节，其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择利害为趋舍。”富弼在范公《墓志铭》中赞扬范仲淹：“公为学好明经术，每道圣贤事业辄跂耸勉慕，皆欲行之于己。自始仕，慨然有康济之志。凡所设施，必本于仁义而将之以刚决，未尝为人屈挠”，“如公乃韩愈所谓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24）南宋人潜说友在《吴郡建祠奉安文正公讲义》中指出：“德以仁义而立，则德为纯德；功以仁义而立，则功为宗功；言以仁义而立，则言为格言。固未有无所立而能不朽者，亦未有外仁义而卓然有立者”，“盖公之于仁义，如饥渴之于饮食，须臾不置。其见于修身齐家，处宗族，待闾里，居官行事，爱民利物，浩如也，此非富公所谓道大德具乎?我是以知之德之立，皆仁义之所充拓”，“若公则言非徒言，而功皆酬其言；功非徒功，而功皆本于德。无他，仁义以为之主也。德立，则功与言俱立矣。”（25）无论是修身、齐家，还是治国、平天下，范仲淹依据的都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仁义。
    范仲淹重视血缘亲情、厚待宗族，并没有因私而废公，没有导致从政时的腐败。相反，他很好地处理了公与私的关系，于私勤俭持家、乐善好施、家族和睦，于公正廉洁、勤政爱民、敢于担当，齐家、治国两不误，家风、政风都很正。正所谓“大节必于细事，观立朝必于平日。”（26）这正是传统文化的伟大之处，“亲亲而仁民，民而爱物”，把对自己亲人的爱，升华为对族人的爱，把对本族人的爱，升华为对他族人——全天下百姓的爱。这种由小到大不断升华的爱就是儒家讲的仁义。范仲身正、家风正、政风也正，范公真正做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见家风与政风是相通的，也是统一的。今天应该弘扬修齐治平的优良传统，重视家风建设，家风正了，才能有风清气正的政风。这是今天的主流观点。
但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比如，余英时先生认为，修身、齐家属于“私领域”，治国、平天下属于“公领域”，治平相当于现代西方的“政”，修齐相当于“教”，“政”与“教”在现代社会应该分开，不能企图由“内圣”直接通向“外王”，儒学在现代社会只能在修身、齐家私领域发挥作用。(27)也就是说现代社会在政治上应该实行民主法治，不能把政治清明的希望寄托在传统文化的修身、齐家上。这种观点在现在中国的舆论场中还是很有市场的，但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了文化与政治的关系，笔者认为不能把政治与文化对立起来，应该把二者统一起来。政治制度与文化表面上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但二者彼此相辅相成，不可分离。一定的制度体现了一定的价值观，制度要很好的运作，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口头上，必须有人们对这种价值观的认同，而价值观认同离不开文化的培育和滋养。今天我们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
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与“魂”，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我们在这里纪念先贤范仲淹，研讨、弘扬优秀的范氏家风，一定会对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产生积极作用。
注释
(1) (元)脱脱《宋史》卷三一四，《范仲淹传》，中华书局l985年版。
(2) (清)范能溶编集，薛正兴点校《范仲淹全集·范文正公褒贤集卷第一》，富弼《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凤凰出眨社2004年版。
(3)《范仲淹全集·言行拾遗事录卷第一》，《常以俭约率家人》。
(4)《范仲淹全集·言行拾遗事录卷第一》，《子纯仁娶妇》。
(5)《范仲淹全集·范文正公尺牍卷上·家书》，《与中舍二子三监簿四太祝》。
(6)《范仲淹全集·范文正公尺牍卷上·家书》，《与朱氏》。
(7)《范仲淹全集·言行拾遗事录卷第一》，《散绢报宗族乡党》。
(8)《范仲淹全集·范文正公集续补卷第一》，王偁《范伸淹传》。
(9)《范仲淹全集·言行拾遗事录卷第一》，《遣子尧夫到姑苏搬麦》。
(10)《范伸淹全集·范文正公集续补卷第二》，《宋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魏国公文正公传》。
(11)《宋史》卷三一四，《范仲淹传》。
(12)《范仲淹全集·范文正公尺牍卷上·家书》，《与中舍》。
(13)《范仲淹全集·范文正公尺牍卷上·家书》，《与忠宣公》。
(14)《范伸淹全集·范文正公尺牍卷上·家书》，《与朱氏》。
(15)《范仲淹全集·范文正公尺牍卷上·家书》，《与中舍》。 
(16)《范仲淹全集·范文正公尺牍卷上·家书》，《与中舍二子三监簿四太祝》。
(17)《范仲淹全集·范文正公尺牍卷上·家书》，《与朱氏》。
(18)《范仲淹全集·范文正公褒贤集卷第三》，楼钥《范氏复义宅记》。
(19)《范仲淹全集·范文正公褒贤集卷第三》，钱公辅《义田记》。
(20)《范仲淹全集·范文正公集逸文》，《告子弟书》。
(21)《范仲淹全集·言行拾遗事录卷第一》，《厚报朱氏长育有恩》。
(22)《范仲淹全集·范文正公褒贤集卷第三》，钱公辅《义田记》。
(23)《范仲淹全集·范文正公褒贤集卷第一》，欧阳修《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并序》。
(24)《范仲淹全集·范文正公褒贤集卷第一》，富弼《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
(25)《范仲淹全集·范文正公褒贤集卷第三》，潜说友《吴郡建祠奉安文正公讲义》。
(26)《范伸淹全集·范文正公褒贤集卷第三》，葉大发《高邮军兴化县重建范文正公祠堂记》。
(27)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l83页。
 
(作者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